韓國人是什麼樣子？

4月號《聯合文學》雜誌以全篇幅討論韓國文學。我受邀為這期月刊撰寫對韓國人與韓國社會樣貌的觀察，以孔枝泳小說《熔爐》作為出發點，從社會與政治議題層面來討論韓民族的性格。

兩年前夏季的某個中午，金色陽光映照在布滿西餐廳、咖啡店與服飾名品店的首爾繁華街道上，路上行人們穿著都極為體面，拿著名牌包包，或是踩著閃亮皮鞋。在智慧型手機還未於台灣普及的那時，這裡已是人手一支，邊走邊用手指滑動著螢幕。長居韓國進行採訪工作的我，與兩位出身市內一女子大學的韓國友人相約見面吃飯，她們倆也不意外地打扮得非常光鮮亮麗的出現在我面前。

我們在餐廳內一如既往地吃著飯聊著天，他們向我談起了近來的生活：大學課程、自己的心得與未來規劃，最後講到他們的大學教授。

「喔，我跟你說唷，○○○教授終於要退休了…」其中一位韓國友人興奮卻降低語氣地說道。「啊…真是太好了」與她做為同學的另一朋友慶幸著。我問她們：「為什麼讓你們這麼高興呢？」她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因為他常對女生毛手毛腳的。」

「沒人去舉發這位老師嗎？」我好奇地問。她們向我搖搖頭，我也能理解。因為在韓國這看重階級又有男尊女卑觀念的社會，教授往往具有強大地位與威望，一般人不會主動與其產生正面衝突的，但隨後更令人震驚的話向我撲來。

「不過，另外一位變態還在…」剛透露消息的那位友人又發愁著說。「好險，我們都已經修完他的課了，和他沒任何關係了…」另外一人回應道。我繼續追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友人竟告訴我：「那教授找了我們正在修他課的其中一個學妹到研究室，威脅她說，若不與他上床，他就要把她給當掉。」

我實在無法接受如此情況。因為若在台灣發生，只要被害者敢出面，加害者應該就會前途完結。我激動地向兩位韓國友人表示，我願意聯絡我身旁的韓國記者友人給予協助。但沒想到她們卻感到擔憂與恐懼，其中一人搖著手跟我說：「不行…你要知道，在我們國家，要是這種事曝光，最後遭受撻伐的不會是那該死的教授，而是我們的學妹…」

這是一個物質進展非常迅速，但思想觀念卻極為保守甚至幾近封建的社會。

我兩年前的這個談話經歷與《熔爐》的情節有些許類似，作為受支配階層的女性，同樣處於弱勢。小說中，孔枝泳曾提及女主角領悟到「女子辱罵的內容依然蘊含著男尊女卑的封建性，結果成了縱容丈夫犯罪的共犯。」、「這是對於嘴角還沾著鮮血的猛獸最根源的害怕」在看到這些句子，以及面對小說主角姜仁浩在與人權中心幹事徐幼真用餐時聽她口中道出學生被學校高層性侵時試圖逃避的模樣，雖然立場與背景不盡相同，但我卻是心有戚戚焉的。

在「韓流」熱潮席捲全世界，韓國戲劇、流行音樂、電子產品等成為市場主流、「韓國」成為在世界上頗具影響力的名詞的當下，許多外人被這些東西沖昏了頭。由於自一九九二年台韓斷交後，我們中斷過十幾年的來往，缺乏互動交流，因而更容易對韓國產生不切實際的「憧憬」。

眾人時常將韓國的進步、崛起與成功歸因於韓國人強悍的「民族性」：團結、勤奮、力爭向上。我認為「民族性」不必然與「血緣」相關，有人曾向我提出，社會科學中較反對將事情都歸因到「民族性」上，彷彿一旦這樣做，所有論述與思辯都會進到一個死胡同內。當然「民族性」並不必然適用在每個人身上，我更傾向解釋成由一個空間內所共同生活的一群人，他們經歷的歷史背景與生活環境所形塑，在透過代間與社會體制進行意識形態傳遞、記憶與遵守所延續，而最終成為我們看待一群人的視角。

要檢視韓國人的「民族性」，那麼「恨」可謂其中最經典之論述。從內部社會觀之，包括古代士大夫與平民的尊卑關係，權貴階級對民間的掠奪控制，構成社會中族群間各方面與條件的差距與分野，庶民便產生「恨」的意識。社會上既存已久的男尊女卑型態，女性因作為被支配一群，遭受男性蹂躪欺凌，也激發「恨」的滋長。歷史上，朝鮮半島歷來所遭遇的內憂外患、國家被日本消滅侵占、二戰後又面臨外國勢力割據與南北分裂、甚至在威權獨裁時期所累積的憤怒與壓抑心理，構成了韓民族的「恨」。

這個「恨」在韓國人生活中透過許多方式表現出來，甚至深化我們常見的韓國印象。「恨」是種立基於不安而想前進或反撲的共有情緒。因為它的共同存在性，而促使韓國人傾向藉由群眾力量宣洩。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就在二十五年前所撰的《韓國人的恨》一文中就曾提到，「恨」不只是內心狀態，更能表現在人際關係上，甚至凝聚為集體意識。
而韓國人正好就是一集體性與從眾性格相當強烈的族群，愛好集體行動。長期以來只有單一民族生活的韓半島，缺乏長期與外族交融互動之機會，形成集體對外的氛圍。韓國社會有嚴重的排外現象，在察覺面前的人，其顯露表徵與生活方式和「我群」有所不同時，傾向不予來往或採集體排斥應對。早年在韓國甚至還有餐廳拒絕客人獨自前往用餐，因為這樣的人被認作「可能無法融入社會」、「可能遭受大家排擠」而被視為異端。

曾有韓國心理學者認為，韓民族歷經日本侵略、韓戰與國家分裂等歷史事件，使得大家集體擁有遭受衝擊後所顯露出的精神特點，這論述或許也可做為韓國人從眾與好團體行為的一解釋。由於地理條件與歷史背景上處於中、日、俄及戰後的美國等外部強權介入而無法真正獨立自主，以致韓民族面對外部世界相當團結，表現出的可能是好勝、有強烈進取心，想要爭取第一或最優。

論及韓國人的集體性與從眾性，為保家衛國，男性須入伍服役，有任何躲避兵役或公開發表不願，則會被視為叛國而遭到社會撻伐。同樣採軍隊化方式管理，面相姣好、動作一致、風格相近的偶像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也是一種濫觴。

在這種集體從眾的氛圍下，少數者的聲音被忽視，社會價值被桎梏在單一體系中，缺乏多元並立的聲音，最後形成不由自主的盲從，若非訴諸集體的力量，則單一個體都不那麼重要。在《熔爐》中，孔枝泳筆下的主角姜仁浩也擁有這種性格。他曾心想：「我們只是巨大社會的零件罷了，少了我們，世界依然能夠運轉」，他也曾打算以「我不想，可是那樣也沒辦法。大家都這麼做!」來推託。因為面對學生遭性侵、面對社會不公不義，過分集體性的結構，單打獨鬥是一種無力作為。

《熔爐》一書帶來一般人較難察覺的，卻是非常鮮明的另一印象，莫過於韓國保守與進步兩意識形態的對立。包括主人公姜仁浩加入過「全國教職員勞動組合」(亦即「教師工會」)被疑有「特定政治動機」而被拿來炒作與轉移焦點、保守派媒體對曾向聾啞學生施虐的宿舍輔導老師遭襲擊大作文章等情節，都可以一窺社會實貌。我在去年年初於首爾採訪韓國的電視台罷工，電視台工會成員為抗議李明博政權干預報導自由，並要求親政府的社長下台。保守派媒體一樣也宣稱電視台工會「與特定勢力勾結」、「動機不單純」，而從來不願正視新聞自由遭侵害與第四權被政府與財團壟斷之實，這些動作都與小說中如出一轍。

孔枝泳將事件發生地設定在一個幻想為八零年代民主化抗爭聖地的「霧津」，而實際上，聾啞學校本身所處之地正位於光州─韓國進步勢力大本營，在軍人獨裁時期，曾爆發激烈的反政府抗爭與血腥屠殺，領導反政府抗爭的代表人物─光州出身的金大中於一九九七年當選為總統，實現韓國政治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進步勢力當家一直延續到二零零八年初盧武鉉任期末為止。

意識形態對立或與韓國人的極端性格有關。八零年代曾任駐韓記者的韓國專家朱立熙認為，韓國同時兼具保守內向的大陸農業文化，以及開放外向的海洋貿易文化，兩種文化在半島上的並存，造就韓民族非黑即白的兩極化個性。歷史上東半邊的新羅與西半邊的百濟相互仇視，延續到現在保守派與進步派兩陣營對立，保守派延續軍人獨裁時期的理念，在外交上支持與美國同盟，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追求市場開放、經濟成長，並與財閥發展有密切關係。進步勢力則以獨裁時期的反政府力量為立基，希望促進公平正義並進行社會改革；他們反對與美同盟的外交格局，並希望與北韓交好，透過協商和談的方式解決分裂問題。

我們若脫去政治利害算計而以最單純的來檢視兩意識形態的理念，保守者希望承襲現狀，進步思維者則主張應立行革新，冀求變化，兩者碰撞即會產生維繫既得利益與否的爭執。如果就脫去政治現實觀之，《熔爐》所揭示的最大問題就是「改變」與「不改變」的對立與雙方在社會現實下的相互消長。由於集體性的裙帶勾結過於龐大，導致以任何一種方式訴諸裁判甚或冀求改變都會牽動到既得利益得失。公平正義的追求遭受到各方的阻饒，甚或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將其汙名化。最終，合理的、合法的途徑使不上用場，受害者們竟然只能天真地期盼「命運」在殘酷的現實下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並不是靠老天帶來「逆轉」，而是只得冀求能不能「因禍得福」。

遭受到共同歷史衝擊的韓民族，他們的「恨」成就了其今日對外的傲人影響力，但「恨」繁衍出的集體與排他性也造成體系內思維無法多元並茂的困境。另外，「恨」並沒有為韓民族衍伸出應去追求的共同價值，在對內社群缺乏這個價值共識的情況下，最終社會問題無法透過他們共有的「恨」來充分施展解決。